1949年4月，安全回到北平后的共產黨員李時雨，第一次穿上人民解放軍軍裝，回望15年來在隱蔽戰(zhàn)線與敵殊死搏斗，最終圓滿完成潛伏任務，抑制不住勝利的豪情寫下一首詩：“敵營搏斗十五年，刀光劍影無形戰(zhàn)。革命勝利歸來日，換上軍裝笑開顏。”
李時雨1908年生于黑龍江巴彥，1926年考入天津南開中學，在地下黨員林楓的幫助下開始接觸馬列主義。1927年考入北京法政大學（后改為國立北平大學法學院），積極參加黨領導的各種活動。1931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大學畢業(yè)后，經同窗好友、張學良公館警衛(wèi)室主任張學孟介紹，并經黨組織研究決定，李時雨于1936年2月潛入西安“剿總”，任第四處中尉辦事員，開啟了隱蔽戰(zhàn)線斗爭生涯。
巧妙運送電臺，智救同志出獄
在西安“剿總”，李時雨主要負責了解東北軍情況，宣傳打回老家、收復東北等抗日救國思想，必要時策動他們跟著我黨走。1937年初，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東北軍開始奉命東調,李時雨被黨組織調往華北局社會部，安插在天津從事情報工作，接受共產黨員何松亭的直接領導和單線聯系。
1939年初，何松亭給李時雨布置了兩項任務：一是從租界地向外運送電臺機件和馬達；二是營救馮驥同志出獄。當時，電臺作為重要軍事物資被嚴格禁運，天津黨組織便從英法租界外國人開設的電料行采購相關機件，再等待時機運往河北的轉運站。由于李時雨家住英租界，又從偽法院搞到了一張日本特務機關的“派司”（即通行證），出入租界極為便利，黨組織便決定由他把這批物資運出去，并將3箱機件中的2箱先送到他的家中。起初，李時雨計劃由妻子孫靜云偽裝成新娘，佯裝春節(jié)串親戚乘車把箱子帶出去，但后來考慮租界唯一的出口“法國橋”日軍檢查站軍警憲異常兇惡，不但嚴格搜查而且屢次打傷打死過往的中國人，遂放棄這個計劃?？紤]良久，他借口進租界辦事從偽法院要出一輛小汽車，將箱子藏在后備廂中，在路過日軍檢查口時若無其事地將“派司”伸出車窗，順利通過日本崗哨，最終安全運抵偽法院的辦公室。當轉運第3個箱子時，李時雨已不能從偽法院要出小汽車了，于是他決定冒險，雇了一輛人力三輪車向外運送機件，通過“法國橋”時一手提箱子，一手舉“派司”，故意挺直腰板裝作輕松，讓日軍以為箱子不重，就這樣夾在人群中混了過去。最終，這些電臺機件和馬達順利交付我黨在河北的轉運站。
馮驥是天津淪陷時被捕的我黨人員。當時在日偽統治區(qū)，只要沾上共產黨、八路軍的案子，重則死刑，輕則重判，營救難度很大。面對這個棘手的任務，李時雨精心設計了一套營救方案。首先，利用自己已經轉任汪偽天津市高等法院書記官長，有檢查書記官工作的權力，調閱了馮驥的卷宗，乘機抽出全部材料帶回家中付之一炬。姓康的書記官發(fā)現卷宗丟失后，焦急地向李時雨匯報，李時雨先是責備一番，又暗示他說可能在日軍轟炸時被毀了。原來日軍攻占天津時，法院被敵機轟炸并燒毀了部分檔案，康書記官聽后因為害怕被追責連忙應允下來。接著，李時雨以檢查監(jiān)所的名義到看守所單獨與馮驥面談。最后，馮驥被判無罪而重獲自由。
博取陳公博信任，傳遞汪偽最高機密
1939年，公開投敵叛國的汪精衛(wèi)之流，開始策劃建立汪偽國民政府。為了使其漢奸政權披上國民黨正統的外衣，遂籌備召開所謂的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偽國民黨“六大”），并派人四處東拉西拽會議代表，國民黨改組派分子朱晶華負責拼湊平津“選區(qū)”的北方代表團，在天津經人介紹認識了李時雨，幾次傾談二人成為好友。朱晶華見李時雨年輕有為又是東北同鄉(xiāng)，便主動提出幫助其偽造國民黨黨員身份參加偽國民黨“六大”，甚至向李時雨交底，自己也是受國民政府國防部國際問題研究所派遣，打入汪精衛(wèi)集團內部做情報工作，希望李時雨能跟著自己一塊兒干。
李時雨隨即向何松亭作了匯報，黨組織決定讓他假扮國民黨北方代表團代表，參加偽國民黨“六大”并搜集相關重要情報。李時雨認真記錄，回到天津后整理出詳細材料向北方局社會部匯報，使黨中央迅速掌握了汪偽集團投敵賣國的第一手情報。12月，汪偽國民黨改組天津市、北平市及河北省黨部，李時雨被任命為天津市黨部執(zhí)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于翌年1月再次南下受到汪精衛(wèi)接見。
有了偽國民黨“六大”代表和天津市黨部執(zhí)委會常委的身份，加之法律專業(yè)大學畢業(yè)和法院工作的經歷，汪偽政府成立后，李時雨很快被任命為汪偽立法院立法委員、汪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法制專門委員會主任委員，從此開始接近汪偽集團高層。汪偽立法院院長陳公博多次對李時雨進行考察，認為這個年輕人法學功底深厚，成熟穩(wěn)重，有禮不卑，于是將他作為親信重點培養(yǎng)。1941年至1944年，陳公博兼任汪偽上海市市長期間，李時雨擔任了汪偽上海保安司令部秘書處長兼司法處長、軍法處長以及上海清鄉(xiāng)委員會第四處處長，授少將軍銜。他憑借職務掩護巧妙地在陳公博這個汪偽集團二號人物身邊周旋，利用與其經常談論工作的機會，獲取了許多重要情報，同時得到陳公博秘書莫國康的信任，以至于莫國康吩咐手下將陳公博每天翻看的文件和報紙等各種材料都交給李時雨一份，而這些是李時雨平時難以接觸到的，無形中開辟了一條獲取情報的重要渠道。
1941年秋，由于陳公博多次表露出希望籠絡上海的中立知識分子，把他們吸引到“和平反共建國”運動中來，于是李時雨和屬于潘漢年系統的孟述先一起策劃，打算舉辦一個綜合性的社科刊物，拉攏這些文人發(fā)表文章，同時安插一些人以此為掩護搜集情報。這件事由于迎合了陳公博的心思而得到其首肯，不但興致勃勃地給雜志取名《先導》，而且在經費上全力支持。經過一番籌備，《先導》雜志社于1942年5月成立，李時雨掛名社長，共產黨員倪幼齋負責具體事務，辦公場所設在上海大西路153號李時雨家的二樓，金若望、喬黎青等我黨人員先后被安插進來。由于雜志社具有陳公博的背景，而社長李時雨又是保安司令部的人，因此這個刊物一度被人們認為很有后臺，警察特務無人敢碰，成為我黨地下工作者搜集、處理和傳遞情報的安全據點。
籌劃偽軍警起義，配合解放上海
1945年初，日本軍國主義走向窮途末路，我黨開始籌劃收復上海、南京，要求地下情報人員搜集相關政治、經濟、社會以及幫會組織情況，特別是摸清敵偽軍警實力配備。為了方便工作，黨組織將李時雨夫妻二人的組織關系從北方局社會部轉接到華中局情報部，于毅夫直接領導。隨著李時雨的秘密工作關系網不斷擴大，有關京滬杭一帶日偽當局的大量情報需要及時傳遞到蘇北的華中局和新四軍，每次都是李時雨將情報寫好交給孫靜云，再由她將整塊肥皂挖空，把情報塞在中間修補完整并打好新的包裝，于毅夫則充當交通員的角色，往返于上海和蘇北之間。
日本投降前夕，華中局根據中央指示決定策反偽軍警武裝起義配合新四軍解放上海，并派遣情報部負責人張執(zhí)一潛入上海直接領導李時雨從事兵運工作。行動前，張執(zhí)一反復叮囑：“在陳公博的眼皮底下策反偽軍警，應當謹慎行事，稍一馬虎，就會給黨的事業(yè)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李時雨深知其中危險，但解放上海是他的夙愿，于是馬上根據黨組織的指示，開始擬定并實施策反計劃。
當時，汪偽上海保安總隊有3個團和1個教導團，經過慎重考慮，李時雨認為第一團團長劉鐵城、教導團政訓主任李國章和上海市復興銀行總經理孫耀東與自己私交不錯，且具有投誠的可能性。他加緊了與三人的接觸，經常與他們談論國內外形勢，揭露汪精衛(wèi)的“曲線救國”是徹頭徹尾的賣國，并曉以當漢奸賣國賊的利害關系，在思想上給這些人極大觸動。1945年4月，新四軍發(fā)動阜寧戰(zhàn)役，擊潰汪偽第五軍王清翰部，攻占阜寧及其周邊26個市鎮(zhèn)，俘虜副師長以下2500余人。李時雨決定抓住這次戰(zhàn)役對汪偽人員心理上的震撼，向劉鐵城等人攤牌，三人都表示愿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配合新四軍發(fā)動起義，奪取上海為人民立功。
隨后，李時雨以加強上海市治安為由，將劉鐵城團調至上海近郊董家渡一帶布防，準備將來以該團為主力，加上其他幾個團的大隊一起通電起義，起義后改編為1個師，劉鐵城任師長，李時雨任政委，李國章任政治部主任，孫耀東負責后勤。緊接著李時雨和張執(zhí)一秘密視察了劉鐵城團，進一步商定了改編后的事宜，等待黨組織的下一步調遣。正當起義穩(wěn)步推進時形勢發(fā)生逆轉，國民黨軍主力在美國幫助下乘飛機軍艦迅速搶占東南沿海的大城市，我軍失去了先機。
獄中表演雙簧戲，營救楊靖宇“之弟”
1944年11月，赴日本就醫(yī)的汪精衛(wèi)不治身亡，陳公博成為汪偽國民黨主席、汪偽國民政府代主席，周佛海任汪偽行政院副院長兼汪偽上海市市長。周佛海上任不久，就將原先陳公博的親信幾乎全部調離上海，但留下了精明能干的李時雨，繼續(xù)擔任偽警察局司法處處長。此時，李時雨的大學同學，我黨地下工作者范紀曼找到他，請他從上海提籃橋監(jiān)獄營救李一鳴和楊樹田2名同志。李時雨思索之后，認為在目前日偽軍撤退，國民政府尚未完全接管上海的真空狀態(tài)下，只要周密行事完全有可能營救成功。二人精心策劃了一個大膽的計劃，由范紀曼假扮“天上飛下來的”重慶國民黨少將軍官，在李時雨的陪同下去監(jiān)獄要人。該監(jiān)獄的典獄長沈冠三早就與李時雨熟識，是個既喜歡走上層路線又膽小怕事的人物，于是演好這出雙簧戲就成為營救行動成功的關鍵。
當天，二人乘坐李時雨的汽車來到提籃橋監(jiān)獄，見到沈冠三后李時雨便煞有其事地介紹：“這是重慶國民黨中央軍令部的高參，專門來上海提取在押人員李一鳴和楊樹田，我是來協同辦理具體事宜的。”沈冠三聽后誠惶誠恐，立即讓手下去核查，不一會兒得到回復，這兩人因為上海日軍司令部查辦的蘇聯間諜案而被關押，其中一人已被日軍提走，現在關押的是楊樹田，于是李時雨和范紀曼便要求帶走此人。沈冠三雖不敢質疑，卻提出要查看提人的手續(xù)，否則日后對上級不好交代。范紀曼假裝發(fā)火，大聲斥責：“日本人投降了，日本人抓了我們的人，你還要什么收條！你們這些漢奸，還想幫日本人嗎？”沈冠三仍然唯唯諾諾地嘟囔著：“是，好，我遵命！可是，沒有相關手續(xù)，將來上面查起來我不好交代。”李時雨見狀馬上出來打圓場：“我給你打個提人的收條吧，將來有什么事你好交代。”最終，沈冠三和一眾監(jiān)獄官員將三人送出了監(jiān)獄大門。
事后，李時雨思索這件事存在紕漏，國民黨接收上海后曾下令共產黨政治犯一個也不準釋放，如果將來追究，會給自己帶來不小的威脅。于是他精心編造了一套說辭，隨時準備應付國民黨方面追查，直到一年多后無人問津，那顆懸著的心才逐漸放下。后來，范紀曼從自己人那里了解到楊樹田的身份并告訴李時雨，楊樹田曾任我黨東北最早的抗日武裝磐石游擊隊政委，當時化名楊君武，1932年負傷后滿洲省委派楊靖宇接替其職務，當時為了穩(wěn)定人心，楊靖宇謊稱自己是楊君武的大哥，此后楊樹田在很多場合也自稱是楊靖宇之弟，在上海的共產國際情報系統工作，不幸被日本人逮捕。聽到這些，李時雨也為自己營救了楊樹田這樣的同志而感到欣慰。
成功潛入軍統，獄中堅守信念
日本投降不久，李時雨的潛伏生涯再次遇到重要轉機。正當組織上考慮是讓他撤回解放區(qū)還是繼續(xù)在上海執(zhí)行潛伏任務時，一位昔日熟識的律師余祥琴找上門說，他是軍統上海滬郊指揮站負責人，希望李時雨留下和他一起干，最好再能拉一些偽軍警替他工作，而他可以幫助李時雨混入軍統。當李時雨表示懷疑時，余祥琴進一步解釋，現在軍統拉汪偽人員入伙比較普遍，滬郊指揮站曾經報了些吃空餉的假名，可以給你頂替一個，很少有人認真審查。謹慎的李時雨沒有當面應允，而是迅速向張執(zhí)一請示，過幾天得到黨組織答復，讓他將計就計打入軍統開展工作。當余祥琴第二次找來時，李時雨表示同意，就這樣李時雨又成功打入軍統，被任命為軍統上海區(qū)第二組組長，少將軍銜。
上海在國民黨軍完全進駐之前由軍統把持軍政大權，包括對汪偽軍的收編，李時雨則利用工作便利獲取大量軍事和政治方面的機密，再由孫靜云轉交張執(zhí)一。有時遇到軍統偵破我黨地下組織，監(jiān)視跟蹤抓捕進步人士的緊急情況，他也隨機應變挺身而出營救。一次，一個特務報告我地下黨將在上海路一小巷52號中召開秘密會議，時間是晚10點，李時雨聽后立即裝模作樣布置行動，向一眾特務下達了晚8點在辦公室集合展開抓捕的命令，又緊急派孫靜云通知有關同志取消這次會議。等到10點鐘，特務們一擁而入沖進52號的屋內，根本不見一個人影。
1946年，軍統上海區(qū)軍法處處長沈維漢因為與余祥琴矛盾很深，便逐個排查其身邊人，逐漸發(fā)現李時雨的弟弟和妻子在日軍占領時期，曾經因共產黨抗日嫌疑而被捕過，而余祥琴的檔案中也沒有派遣李時雨打入汪偽中央的相關記錄，遂將其逮捕關押在上海南市的軍統看守所。在這里，軍統特務對李時雨進行殘酷逼供，用“壓杠子”、灌涼水等酷刑拷打了兩天兩夜，但是早有心理準備的李時雨始終矢口否認，拒絕在審訊筆錄上簽字，甚至破口大罵：“八年來你們躲到重慶，不打日本鬼子，今天來迫害我這同敵人艱苦斗爭的地下工作人員，真是喪盡天良！”特務們見硬的不行就耍陰謀詭計，指使人員假扮共黨嫌疑犯與李時雨套近乎，但這欺騙不了老練的李時雨，他反而以國民黨地下工作者的身份與特務巧妙周旋，時不時給對方來一次抗日愛國的思想教育。就這樣折騰了3個多月，軍統特務查不出任何李時雨是共產黨的線索，只好將其投入提籃橋監(jiān)獄繼續(xù)關押。由于軍統對共產黨案件窮兇極惡，最終指使法院以“漢奸”罪名判處李時雨7年6個月有期徒刑。其間，黨組織和同志們多次營救而未果，但獄中的李時雨受到莫大鼓舞，始終抱定革命和人民必勝的信念，在獄中等待回歸黨組織懷抱的一天。1949年2月，李時雨最終走出囚籠。
接受新的任務，勝利返回北平
出獄不久，李時雨按照約定在報刊上登載了自己的名字，黨組織派人找到他，張執(zhí)一給他下達了新的工作指示：繼續(xù)從事地下活動，宣傳我黨保護工商業(yè)的政策，勸阻工商業(yè)者撤走資金、機器等生產資料，同時策反國民黨軍政警人員投誠，或向他們宣傳黨的政策，保護好公共資產和卷宗檔案，等待人民解放軍接管。接到這個指示后，李時雨意識到上海就要解放了，必須以更加積極的姿態(tài)開展對敵斗爭，于是找到上海工商界故友黃雨齋為自己找一份工作，對方遂安排他為匯中企業(yè)公司副總經理，李時雨在新的崗位很快投入到新的戰(zhàn)斗任務之中。
此時的上海，窮途末路的軍統特務正在瘋狂緝拿共產黨人，軍統特務毛森也派人對李時雨盯梢，有幾次費了很大工夫才擺脫跟蹤。張執(zhí)一得知這一消息后，決定李時雨立即撤出上海，經香港赴北平，并在第二天安排他搭乘飛機前往香港。在香港，我黨駐香港辦事處萬景光同志與李時雨接上關系，在他動身赴北平前，將一本線裝書鄭重交給李時雨，叮囑他到北平后轉交中央統戰(zhàn)部部長李維漢。到了北平，李時雨在中南海受到時任中央統戰(zhàn)部副部長童小鵬接見，當他把這本書親手交給對方時，也完成了解放前夕最后一次送交情報的任務。
新中國成立后，李時雨先后工作在中央黨政機關及統戰(zhàn)部門，后任河南省政協秘書長，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顧問、黨組成員兼中國佛學院副院長。1987年，離休后的李時雨、孫靜云夫婦將自己畢生大部分積蓄捐給家鄉(xiāng)黑龍江省巴彥縣，成立李時雨獎學基金會，激勵家鄉(xiāng)的莘莘學子刻苦求學、報效祖國。